澳门通天论坛聚焦社区开展，共话城市未来

三月的澳门，海风裹着潮湿的暖意穿过氹仔的街巷。位于路氹城的一家综合活动中心里，人头攒动，有穿西装的公务人员，也有套着T恤的街坊大姐，还有几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挤在后排。这是澳门通天论坛今年的首场社区专题研讨会，主题定得很实在——“社区开展与城市未来”。没有太多花哨的包装，门口签到处用的是A4纸打印的桌牌，茶水间摆着大壶的普洱和几盘蛋挞，但来的人比主办方预想的多了近三成。

论坛召集人陈伯在开场时说了句大实话：“我们不是来念报告的，是来听街坊们讲问题的。”这句话大概解释了为什么这场论坛的气氛和一般官方研讨会不太一样。台下坐着的，除了学者和官员，更多是各社区服务站的干事、业主会代表、青年社团成员，还有几位在旧区住了四十多年的老澳门。

旧区活化：不只是刷墙翻新那么简单

上午第一场讨论的焦点落在旧区活化上。澳门半岛的不少老街区，像新桥、沙梨头、下环一带，建筑密度高、公共空间少，楼龄普遍超过三四十年。过去几年政府推了不少美化工程，外墙刷了漆，路面铺了新砖，但住在里面的居民感受复杂。

来自新桥坊会的李姑娘带来了一叠照片。照片里是一条窄巷，墙面确实粉刷一新，但巷口堆着几袋建筑废料，旁边一辆废弃摩托车占了大半条通道。“美化是好事，但做完之后谁来管？”她问得很直接。她提到，社区里真正缺的不是一次性的装修，而是持续的维护机制和居民参与决策的渠道。比如那条巷子，如果当初翻新前能问问街坊需要什么，可能就不会把唯一的休憩角落改成花坛——花坛好看，但老人家没地方坐了。

澳门城市规划学会的理事梁先生接过话头，从技术角度补充了一组数据：澳门旧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十万人，部分街区的人均公共空间不足零点五平方米，远低于国际宜居标准。他认为，旧区活化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需要从交通动线、消防通道、公共设施配置等底层逻辑入手。但他也承认，在产权复杂、巷道狭窄的老区，任何改造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依靠社区共识。

讨论到这里，台下一位白发阿婆举手发言。她说自己在下环住了五十三年，最头疼的是楼下的下水道，每逢大雨必浸。“你们讲未来讲开展，我只想雨天出门不用挽裤脚。”话音刚落，周围响起一片附和的笑声和掌声。这种直白的表达，恰恰是通天论坛这类平台的价值所在——让政策讨论不至于飘在半空。

青年与社区：从“过客”到“参与者”

下午的议程转向青年与社区的关系。澳门青年联合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表示对所在社区的事务“很少参与”或“从不参与”，原因集中在“不知道渠道”“觉得没用”“工作太忙”。但同一份调查也发现，如果社区活动能结合兴趣——比如篮球赛、咖啡工作坊、宠物聚会——参与意愿会大幅上升。

一位在筷子基经营咖啡店的“九零后”店主阿Ken分享了他的经历。他把店铺后巷的一块闲置空地改成了周末市集，起初只是几个朋友摆摊卖手作，后来慢慢吸引了附近居民，现在每月一次，有二十多个摊位，还组织了社区电影夜。“我没想那么多大道理，就是觉得这条巷子晚上黑乎乎的可惜了。”他说，关键是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而且这一步得是“好玩”的，不是“被安排”的。

不过，也有青年社团代表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单靠兴趣驱动的参与虽然门槛低，但可持续性存疑，一旦组织者热情消退或场地被收回，活动就容易中断。真正要让青年从“过客”变成“参与者”，需要制度性的支持，比如在社区规划委员会中保留青年席位，或者设立小额社区创投基金，让年轻人有资源去试错。

来自圣若瑟大学的社工系讲师周博士提醒，讨论青年参与时不能忽略一个现实：澳门不少青年面临长工时、高房价的压力，社区参与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侈”。“你不能一边让他们每天加班到晚上九点，一边怪他们不关心社区。”她建议，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工时安排、志愿服务认证等方面给予更多弹性，让参与社区不至于成为少数“有闲阶层”的专利。

长者服务与跨代共融：社区网络的重建

随着澳门人口老龄化加剧，长者服务成为论坛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根据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澳门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百分之十四，预计到二零三六年将突破百分之二十。这意味着，几乎每五个澳门人中就有一个是长者。

街总的一位资深社工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案例：北区一位独居婆婆，因为腿脚不便，已经三年没有下过楼。后来社区中心组织义工定期上门，陪她聊天、帮她买菜，还教她用手机视频和孙子通话。婆婆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甚至开始主动打电话给中心，问“今天有没有人上来坐坐”。这个案例说明，社区支持网络对长者的意义，有时比医疗资源更基础。

但问题在于，这类服务现在高度依赖义工和社团，人手和资金都不稳定。与会的公务人员回应称，政府正在研究“社区照顾券”等模式，希望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但具体方案仍在咨询阶段。台下有长者服务组织的代表直言，咨询不能只找大社团，也要听听小型服务单位和一线护工的声音，“他们最清楚哪条街的哪个楼梯口需要加装扶手”。

跨代共融是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有与会者提出，澳门不少社区设施是按年龄分区的——儿童游乐场、青年中心、长者活动室各自独立，无形中减少了不同世代互动的机会。她建议，未来的社区规划可以尝试“混龄空间”，比如在公园里同时设置儿童攀爬架和长者健身器材，或者让长者中心与幼稚园比邻而建，创造自然的接触场景。

社区经济：小生意与大生态

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聚焦社区经济。在澳门，社区经济长期以中小微企业、街市摊贩和家庭作坊为主，它们不仅是就业的蓄水池，也是社区活力的温度计。但近年来，租金上涨、消费模式转变、大型商业体挤压，让不少社区小店举步维艰。

一位在三盏灯经营了二十多年杂货店的老板说，他的店能撑到现在，靠的是街坊情谊，“很多人不是非来我这里买不可，但他们会特意来帮衬”。但他也坦言，下一代不愿意接手，等他和太太做不动了，这家店大概也就关了。他的困境引发了不少共鸣——社区经济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涉及手艺传承、社区记忆和人际网络的延续。

有学者提出，社区经济需要“嵌入式支持”，比如政府采购优先考虑社区小店、在旧区设置临时市集摊位、为社区型社会企业给予税务优惠等。但这些措施要见效，前提是政策制定者愿意蹲下来，听听那些在街角卖粥、在巷口修鞋的人到底需要什么。

论坛散场时，天色已经暗了。几个街坊还在门口站着聊天，交换电话，约着下次去对方社区看看。这种自发的连接，或许比任何一份会议纪要都更能说明通天论坛的意义——它让“社区开展”这四个字，从文件里走出来，变成了阿婆的下水道、后生的咖啡店、婆婆的楼梯口，变成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可以讨论也可以行动的问题。城市未来不在别处，就在这些细碎的对话和连接里，一点一点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