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泽社群-澳门十年回顾：扎根社区的温度与力量

走在澳门半岛的老街区，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两旁的老骑楼挤挤挨挨地站着，像一群沉默的老人。社工阿欣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放着几袋米和几瓶油，她今天要去看望住在三楼的一位独居婆婆。这栋楼没有电梯，楼梯窄而陡，阿欣已经走了七年，闭着眼都能数出每一级台阶的裂缝。她说，七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婆婆还不肯开门，现在每次听到脚步声，门就早早打开了。

这样的场景，在过去十年的澳门社区里并不罕见。从氹仔的旧城区到路环的村落，从北区的唐楼到中区的老巷，社工、义工、社区组织的身影穿梭其中，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城市的肌理。他们做的事谈不上惊天动地——送一顿饭、陪一次诊、修一盏灯、办一场活动——但正是这些细碎的日常，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网，兜住了那些容易掉下去的人。

从“派钱”到“陪伴”：社区服务的转身

2014年前后，澳门的社区服务还带着一种“派发式”的粗放。那时候经济好，博彩税收撑起了丰厚的社会福利，现金分享、医疗券、教育津贴，样样都实在。但钱到了手里，有些问题反而更刺眼——独居老人拿着钱不知道怎么花，新移民家庭领了补贴还是融不进社区，精神康复者在街上游荡，邻居见了绕道走。

“那时候我们做需求调查，发现很多人不是缺钱，是缺人。”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做了十几年社区工作的强哥回忆。他记得有一年冬天，寒流来了，政府开放避寒中心，但去的人寥寥无几。社工们挨家挨户敲门，才发现有些老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有些知道了也不愿去，怕陌生环境，怕没人说话。后来他们改了做法，不劝人去中心，而是每天上门送热汤，顺便坐下来聊二十分钟。那一年冬天，避寒中心没多几个人，但社工的探访记录厚了一倍。

这种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5年，澳门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社区为本”的服务理念，随后几年，资助模式从单纯按人头拨款，逐步转向按项目成效评估。社区组织开始被要求做更细的需求调研，写更具体的服务方案，甚至要量化“陪伴时长”“关系建立次数”这些过去觉得没法衡量的东西。

“一开始大家都有点抵触，觉得政府管太细。”强哥说，“但做着做着发现，这些指标逼着我们把服务做深。以前搞一场活动，来一百个人，拍照交差。现在要跟踪这一百个人里有多少个后来成了固定会员，有多少个参加了后续的小组，有多少个从受助者变成了义工。数字不会骗人，它告诉你哪些工作是真的在扎根。”

一个社区中心的十年账本

在筷子基一栋不起眼的工业大厦里，有一间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社区中心。门口没有醒目的招牌，只有一张手写的告示：“今日开放时间：下午两点至晚上九点。”推门进去，左手边是几张旧沙发围成的聊天区，右手边是堆满绘本和玩具的儿童角，再往里走是一间小厨房，飘着汤的香味。

中心负责人阿玲拿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十年的服务记录。2014年，中心全年服务人次是3200，大部分是派米、派油、节日慰问这类一次性活动。2017年，服务人次涨到6800，但结构变了——超过一半是每周固定的兴趣班、功课辅导、长者饭堂。2020年疫情期间，中心关了两个月，重开后服务人次掉到4500，但“深度个案”数量翻了三倍，都是失业、家庭暴力、精神健康危机这类需要长期跟进的问题。

“最难的其实不是没钱，是没人。”阿玲说。她的团队一共五个人，要覆盖附近三千多户居民。有段时间，一个社工要同时跟三十多个个案，每天从早跑到晚，回到中心还要写报告。后来他们开始开展“社区义工”，把一些热心的街坊培训成“楼长”，负责自己那栋楼的日常联络。现在中心有四十多个活跃义工，最年长的七十八岁，最年轻的十四岁。

“有个陈伯，以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独居，腿脚不好，我们每周送饭。后来他主动说，能不能让他帮忙打电话给其他独居老人，就聊聊天。我们给他配了手机，教他用。现在他每天打十几个电话，比我们还忙。上个月他跟我说，原来以为自己是个没用的人，现在觉得还有人需要他。”阿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这种变化，不是钱能买来的。”

当社区遇见“新澳门人”

澳门的人口结构在过去十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根据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2014年澳门总人口约63万，2024年这个数字接近68万，增长主要来自外地雇员和专才引进。在氹仔的一些新楼盘，普通话、英语、葡萄牙语和广东话混杂，邻居之间可能住了三年都没说过话。

“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在氹仔一间家庭服务中心工作的阿雯说。她记得有个从内地来的小男孩，插班进了本地小学，因为粤语不灵光，被同学笑话，回家就发脾气，妈妈怎么问都不说。后来学校转介到中心，阿雯没有急着做辅导，而是邀请他参加周末的“社区厨房”活动——一群孩子跟着义工学做葡挞、猪扒包，边做边吃，语言不通就用手比划。做了三次之后，小男孩主动用蹩脚的粤语跟旁边的本地孩子说：“你帮我拿下面粉，好吗？”

“社区融合这件事，说起来很大，做起来很小。”阿雯说，“不是开几场讲座、派几本小册子就能解决的。要让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做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起做饭、一起种花、一起修自行车。做着做着，隔阂就化了。”

过去几年，类似“社区厨房”“邻里花园”“街角维修站”这样的项目在澳门各个社区冒出来。它们不追求规模，不追求媒体报道，甚至不追求“服务人数”的增长。它们的逻辑是：先让一小群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再让这些关系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

那些没有被写进报告的事

在路环一间乡村社区中心，社工阿豪带我去看他们开辟的一块小菜地。菜地不大，种着几排生菜和番茄，旁边立着一块手绘的木牌：“欢迎采摘，请留一半给别人。”阿豪说，这块地原本是堆满杂物的荒地，旁边几户人家经常因为垃圾问题吵架。后来中心把地租下来，组织居民一起清理、翻土、播种。现在每周有十几个家庭轮流来浇水，菜熟了谁先看到谁摘，摘的时候自觉留一半。

“你说这算什么服务？不算。但它让住在这里的人觉得，这个地方是大家的。”阿豪说。他在这里工作了八年，最深的体会是，社区工作最怕“项目化”——上面给一笔钱，要求半年内完成多少指标，于是大家拼命搞活动、凑人头，活动一结束，人也就散了。真正扎根的工作，往往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就是日复一日地出现、陪伴、等待。

他举了个例子。有个中年男人，失业后整天在家喝酒，太太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社工去敲门，他不理。阿豪没有硬来，只是每周三下午固定在他门口放一份报纸和一瓶水，敲两下门就走。放了三个月，有一天门开了，男人说：“你不用再放了，我找到工作了。”后来这个男人成了中心的义工，专门负责维修桌椅。他修东西的时候特别专注，一句话不说，但修完会默默把工具收好，把地上的木屑扫干净。

“我们做的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写进年度报告。”阿豪笑了笑，“但你如果在这里待得够久，就会知道，有些改变是看得见的。比如街上的垃圾少了，比如吵架的声音小了，比如有人开始跟邻居打招呼了。这些事，数据量不出来，但住在里面的人感觉得到。”

温度与力量，都在人身上

十年时间，澳门的社会福利开支从2014年的约120亿澳门元增加到2024年的超过200亿，社区服务设施从不到一百间增加到近两百间。数字的增长是显性的，但真正让一个社区活起来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信任、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在采访的最后，我回到阿欣推车送米的那栋老楼。婆婆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碗刚煮好的汤圆，非要塞给阿欣。阿欣推辞不过，站在门口吃了两颗，婆婆就笑，说：“你比我孙女还亲。”阿欣下楼的时候，天已经暗了，街灯亮起来，照着石板路上一滩一滩的水渍。她说，这栋楼里还有三户是她定期探访的，一户是独居的退伍老兵，一户是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户是一对刚搬来的年轻夫妇，太太怀孕了，正在找附近的托儿所。

“你看，这就是社区。”阿欣说，“不是一栋楼、一条街，是你知道谁住在你隔壁，你知道有事可以找谁。我们做的，就是让这种‘知道’多一点，再多一点。”

十年过去，澳门的天际线长高了，游客多了，赌收涨了又跌了又涨了。但在那些老街区、旧唐楼、小公园里，有一群人还在做着最笨的事——敲门、聊天、送汤、修灯。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让一些人没有被世界忘记。这大概就是“惠泽社群”这四个字最朴素的含义：不是从上往下的施予，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点不肯松手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