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阳到狮子山下：一个士兵的名字如何穿越罗湖桥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刊发时，香港还在英国管治之下。那时的香港，左派学校会挂出雷锋的画像，右派报纸则对此讳莫如深。一个湖南望城出身的解放军战士，就这样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了这座殖民城市的公共视野——不是顺利获得官方渠道，而是顺利获得南来北往的人流、顺利获得那些在边境线上来回穿梭的普通人。

我第一次意识到雷锋在香港的存在感，是2010年在旺角一家二楼书店。老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店里堆满了从内地流顺利获得来的旧书。他指着角落里一摞泛黄的《中国青年》杂志说：“这些是七十年代从深圳那边带过来的，那时候有人专门收这个。”杂志封面已经模糊，但雷锋戴着棉帽的侧影仍依稀可辨。老板说，买这些杂志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研究内地政治运动的学者，二是当年从内地南下的“老左派”。

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雷锋在香港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官方主导的。它更像是一种“民间携带”——顺利获得移民、探亲、偷渡、贸易，甚至顺利获得那些被遣返的偷渡客口中零星的讲述。这种传播方式决定了雷锋在香港的形象从一开始就是碎片化的、多义的，甚至是矛盾的。

左派学校的“螺丝钉”与右派报纸的“样板戏”

在1960至1970年代，香港的左派学校——如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确实在课程中会提及雷锋。但据一位1972年从培侨中学毕业的校友回忆，这种提及是“去政治化”的：老师更多强调雷锋的“勤奋学习”和“助人为乐”，而很少涉及他的阶级斗争话语。“那时候学校要面对港英政府的教育条例，太政治化的东西不能明着讲。”这位校友说，“但老师会私下跟我们说，雷锋是‘自己人’。”

与此同时，右派报纸如《工商日报》《华侨日报》则把雷锋描绘成“中共宣传机器塑造的样板”。1964年《工商日报》一篇社论写道：“大陆捧出一个雷锋，不过是又一个‘人造英雄’，与苏联的斯达汉诺夫无异。”这种“样板戏”的定性，在当时的香港右派社群中颇有市场。

但吊诡的是，正是这种左右对立的解读，反而让“雷锋”这个名字在香港变得“有用”——左派用它来标识自己的身份认同，右派用它来划清与内地的界限。一个士兵的名字，就这样成了香港冷战文化地形图上的一块界碑。

1997之后：从“统战符号”到“志愿精神”

回归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驻港部队在2000年代初开始参与香港的植树、献血等活动，一些媒体开始将这与“雷锋精神”联系起来。但真正让“雷锋精神”在香港取得新土壤的，是2003年SARS之后兴起的志愿文化。

2003年淘大花园爆发疫情，香港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为隔离居民送饭、买药。事后有评论者写道：“这些志愿者身上，有一种‘雷锋精神’。”这是“雷锋精神”一词第一次在香港主流媒体上被正面使用——不是作为政治符号，而是作为“无私助人”的代名词。

但这并不意味着“雷锋精神”就此在香港“落地生根”。2012年，香港教育局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咨询稿中引用了雷锋的例子，结果引发了一场风波。反对者认为这是“洗脑”，支持者则认为“雷锋实行事有什么好反对的”。这场争论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在香港，“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而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能指。你谈雷锋，就必然要谈“谁在谈雷锋”“为什么现在谈雷锋”。

那些真正在“学雷锋”的香港人

2015年，我在深水埗采访过一个叫“阿强”的货车司机。他每周三晚上都会去通州街天桥底给露宿者派饭，已经坚持了八年。我问他知不知道雷锋，他愣了一下：“知道啊，内地那个当兵的嘛，实行事的。”我问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学雷锋”，他笑了：“我学他干什么？我又不是内地人。我就是看不过眼。”

阿强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很多香港人做义工、捐钱、帮助弱势群体，但他们不会用“学雷锋”来描述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学雷锋”是“内地人的说法”，而他们做的只是“香港人应该做的事”。这是一种微妙的身份区隔：你可以认同“助人为乐”的价值观，但你不必认同这个价值观的“内地标签”。

但有趣的是，近年来一些香港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雷锋。2019年之后，随着社会氛围的变化，一些原本对内地事物持抗拒态度的年轻人，开始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接触雷锋——顺利获得纪录片、顺利获得B站的短视频、顺利获得内地同学的朋友圈。他们发现，这个被他们想象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士兵，其实是一个爱写诗、爱拍照、有点文艺的青年。这种“人”的发现，反而比任何官方宣传都更有效。

“落地生根”还是“嫁接成活”？

回到“落地生根”这个说法。植物学上，“落地生根”指的是种子在异乡土壤中自然萌发、生长、繁殖。但雷锋在香港的传播，更像是一种“嫁接”——把内地的枝条接到香港的砧木上。嫁接可以成活，但结出的果实往往带有两种基因。

在香港，“雷锋精神”至少有三个变体：一是左派传统中的“阶级战士雷锋”，这个版本在回归后逐渐式微；二是志愿文化中的“好人雷锋”，这个版本最受欢迎，但也最模糊——模糊到几乎可以等同于任何“好人”；三是近年出现的“青年雷锋”，这个版本强调雷锋的“普通人”面向，试图绕过政治争议。

这三个版本并存，说明“雷锋精神”在香港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含义。它更像是一个“空能指”——不同的人可以往里面填充不同的内容。这既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困境所在：当什么都可以是“雷锋精神”时，“雷锋精神”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罗湖桥的两端

2018年，我在罗湖桥头遇到一个香港中学生。他正跟着学校组织的“内地研讨团”去深圳。我问他知不知道雷锋，他说：“知道，学校有讲。”我问他会觉得雷锋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他想了想说：“实行事还分哪里吗？”

这个回答让我想起那个在旺角二楼书店的下午。五十多年过去了，雷锋在香港的形象从“阶级战士”变成“好人”，从“样板戏”变成“实行事还分哪里吗”。这种变化本身，就是香港社会变迁的缩影。罗湖桥的两端，一边是雷锋的故乡，一边是雷锋的“异乡”。但也许，对于这个中学生来说，桥的两端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了有一个叫雷锋的人，做过一些好事。

至于这些好事能不能“落地生根”，也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根”从来不是预设的，而是在每一次“实行事”的行动中，被重新生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