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江论坛共话社区治理经验

三月的濠江，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掠过江面，沿岸的木棉花开得正盛。濠江论坛的会场设在江边一栋并不起眼的建筑里，没有恢弘的门厅，也没有铺张的展板，门口只立了一块简朴的签到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来自不同城市、不同街道、不同社区的名字。来的人大多穿着朴素，有人背着帆布包，有人手里还攥着一叠打印材料，纸角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们中有在社区干了二十年的老书记，有刚入职半年的网格员，也有高校里研究基层治理的年轻学者。大家三三两两站在走廊里交谈，话题绕来绕去，总离不开一个词——社区。

这已经是濠江论坛陆续在第四年把目光聚焦在社区治理上了。前几届讨论过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调解、社区养老服务，今年的话题更宽泛，也更尖锐：当社区里的人和事越来越复杂，当居民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当数字工具铺天盖地地涌进来，社区治理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论坛的组织者显然相信，把不同地方的经验摆到一张桌子上，总能碰出些有用的东西来。

从“管”到“治”，一字之差背后的十年

论坛第一场讨论的发言人是来自杭州拱墅区的一位社区书记，姓周，五十出头，说话带着浓重的浙北口音。他没用PPT，只拿了一页手写的提纲，上面画着几道箭头和圆圈。他说自己刚进社区工作那会儿，脑子里装的全是“管理”两个字——管卫生、管治安、管流动人口、管计划生育，台账一本接一本，检查一波接一波。那时候社区干部最怕的是暗访，最累的是填表，最委屈的是居民不配合。

“后来慢慢发现，你越管，居民越躲；你越管，事情越多。”周书记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真正开始变，是我们把‘管理’两个字换成‘治理’的时候。别小看这一字之差，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是大家一起商量的。我们开始搞居民议事会，一开始没人来，我们就挨家挨户请，请了三次，来了七个人。七个人也行，先议一件小事——小区门口那盏坏了半年的路灯。议了两次，灯亮了。第三次开会，来了二十多个人。”

这个故事在论坛上引起了不小的共鸣。来自成都的社区工作者李女士接过话头说，她们那边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老旧院落没有物业，垃圾清运不及时，居民天天打投诉电话，社区干部疲于奔命。后来她们尝试把院落里的老党员、热心居民组织起来，创建院委会，让居民自己收垃圾费、自己请保洁。“刚开始很多人说这是甩包袱，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甩包袱，是把责任还给居民。社区的角色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和‘教练员’。”李女士说，现在那个院落不仅卫生好了，连邻里关系都融洽了不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院委会主动帮忙张罗。

讨论到这里，一位来自高校的学者忍不住插话。他说，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本质上是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转变。但这个过程不能一刀切，有些地方居民自治能力弱，社区干部该兜底还得兜底，关键是兜底的同时要培养居民的主体意识。“就像教小孩走路，你不能不断扶着，但也不能一下子撒手不管。什么时候扶、什么时候放，这个火候最考验人。”

数字工具是帮手还是负担

下午的讨论转向了数字化。这个话题在基层不断有争议，有人觉得好用，有人觉得添乱。来自深圳的一位年轻网格员小陈带来了一个案例。他们社区去年上线了一套智能管理系统，居民扫码就能报事，后台自动分拨给对应部门，处理进度实时可见。小陈说，刚开始推广时阻力不小，很多老年人不会用，年轻人又嫌多此一举。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在每栋楼门口贴一张二维码，旁边放一个带放大镜的说明牌，网格员每天在楼下巡逻时顺便教老人扫码。“现在社区里那几位七十多岁的阿姨，报事比年轻人还持续，昨天张阿姨还跟我说，她在系统里给小区花园的桂花树点了赞。”

但并非所有数字化尝试都这么顺利。来自中部某城市的一位社区主任坦言，他们那里前两年也搞过智慧社区平台，结果因为功能太多、操作太复杂，最后变成了“僵尸平台”，只有上级检查时才打开给人看。“我们社区干部本来人手就少，还要抽一个人专门维护系统，填各种数据，反而增加了负担。后来我们干脆把那个平台停了，回归最笨的办法——建微信群，一个楼栋一个群，有事群里说，网格员看到就回。虽然土，但管用。”

这场讨论没有形成统一结论，但大家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数字工具好不好，关键看它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居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如果只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为了留痕而留痕，那还不如不做。一位与会者在自由发言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社区治理不是搞科技展，居民要的是灯亮了、水通了、垃圾清走了，至于你是用手机点的还是用嘴喊的，他们不关心。”

那些看不见的“软功夫”

论坛进行到第二天，话题转向了社区治理中那些不容易量化、不容易展示的部分——比如信任、比如关系、比如耐心。来自南京的一位老社区主任分享了一个故事。他们社区有位独居老人，脾气古怪，谁上门都不开门，垃圾堆在门口也不让清理。社区干部去了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后来这位主任打听到老人年轻时是唱评弹的，就托人找了一段老录音，在老人门口放。第二天，老人自己开门出来了，问是谁放的。从那以后，老人慢慢愿意跟社区干部说话了，门口的垃圾也肯让人清了。

“你说这算什么经验？没法写进总结报告，也没法做成展板。但社区工作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看不见的功夫。”这位主任说，现在很多年轻社工学历高、脑子活，但缺的就是这种跟人磨的耐心。“他们总想着用一套方法解决所有问题，但社区里的人千差万别，哪有什么万能方法。有时候就是一次一次上门，一次一次被拒绝，再一次一次去。信任是磨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这段话让在场不少人点头。来自广州的一位社工督导补充说，现在社区治理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度追求“模式”和“品牌”，什么“三社联动”“五社联动”，概念一套一套的，但落到具体社区，往往水土不服。“不是说这些模式不好，而是不能生搬硬套。每个社区的历史、人员、资源都不一样，你得先蹲下来，把社区的情况摸透了，再想用什么方法。就像中医看病，得先望闻问切，不能上来就开方子。”

论坛之外，江风里的余音

论坛结束那天傍晚，参会的人三三两两沿着江边散步。有人还在讨论上午的议题，有人交换着联系方式，有人站在江边看对岸的灯火。木棉花偶尔从树上落下，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位来自北方的社区书记对同伴说，这次来濠江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到了什么具体方法，而是发现原来全国各地搞社区的人都在面对相似的困境，都在想办法，都在坚持。“回去以后，至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扛。”

江风把他的话吹散在暮色里。论坛的会场已经空了，签到板被收走了，走廊里只剩下几张被遗忘的便签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关键词：议事会、微信群、独居老人、信任。这些词看起来零散，但拼在一起，大概就是社区治理最真实的样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孤胆英雄，只有一群普通人，在各自的社区里，一点一点把日子过好。

濠江的水还在流，论坛明年还会再办。那些从各地带来的经验，有的会被复制，有的会被改良，有的可能就留在江风里了。但不管怎样，有人愿意坐下来聊这些事，有人愿意为了社区里的一盏灯、一棵树、一个老人去想办法，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