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留守妇女的平凡一天

清晨五点半，鸡叫第三遍的时候，李秀兰就醒了。其实不用等鸡叫，她这些年早就养成了这个点自然醒的习惯，比闹钟还准。窗外的天还是青灰色的，山里的雾气顺着坡地漫上来，把整个村子裹得严严实实。她摸黑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脚伸进拖鞋里，动作轻得不能再轻——隔壁屋里，七十多岁的婆婆还在睡，老人觉浅，一有响动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灶台上的铁锅还留着昨晚的余温。李秀兰蹲下身，往灶膛里塞了一把干松针，火苗“噗”地一下蹿起来，映得她那张被山风吹得有些粗糙的脸忽明忽暗。水缸见底了，她得先去井边挑水。扁担搁在门后，两头铁钩子生了锈，蹭在肩膀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山村的早晨静得很，这声音能传出半里地去。

井在村东头的老槐树底下，是一口不知打了多少年的老井。井沿的石头被磨得溜光，上面长着青苔，踩上去得格外小心。李秀兰放下桶，绳子在手里攥了三圈，往下一甩，“咕咚”一声闷响，再一把一把地往上拽。第一桶水提上来的时候，她习惯性地往井口里看了一眼——水面映出她的倒影，头发乱蓬蓬的，眼角的皱纹比去年又深了些。她想起丈夫上次打电话说，工地上今年活少，可能要到腊月二十几才能回来。腊月二十几，那都快要过年了。

挑完水，天已经蒙蒙亮了。李秀兰开始做早饭。米是自家田里收的，淘了两遍，下到锅里，又切了两块红薯丢进去。柴火灶烧出来的粥格外香，稠稠的，冒着热气。她又炒了一碗酸菜，是从坛子里捞的，切碎了用干辣椒炝锅，满屋子都是酸辣的味道。婆婆这时候醒了，在屋里喊：“秀兰啊，今天是不是赶集？”

“是啊，妈。我吃完饭就去。”李秀兰一边盛粥一边应着。

赶集是村里的大事。每个月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镇上都有集。平时冷冷清清的镇子，一到赶集这天就热闹得像换了副面孔。李秀兰要卖鸡蛋，攒了半个月的，一共八十三颗。她用竹篮装着，底下垫了稻草，上面盖了块蓝布。鸡蛋是家里那十几只母鸡下的，喂的是苞谷和菜叶子，蛋黄格外黄，在集上能卖个好价钱。

出门的时候，太阳刚爬到山顶上。山路弯弯绕绕，两旁的野草结了露水，走一趟裤脚就湿透了。李秀兰走得快，扁担在肩上一晃一晃，竹篮里的鸡蛋却稳稳当当。走了四十分钟，到了镇上。集市已经开了，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鞋袜的，摊位从街头摆到街尾。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三轮车的铃铛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耳朵嗡嗡响。

李秀兰在街口的老位置蹲下来，把竹篮摆好，蓝布掀开一角，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鸡蛋。旁边卖豆腐的王婶凑过来：“秀兰，今天鸡蛋啥价？”

“一块二一个。”李秀兰说，“都是新下的，你看这蛋黄。”

王婶撇撇嘴：“集上有人卖一块的。”

“那是饲料鸡蛋，颜色都不一样。”李秀兰笑笑，也不争辩。她卖鸡蛋从来不讲价，买不买随人。这些年，村里人都知道李秀兰的鸡蛋好，有时候还没到集上就被预定了。今天也不例外，不到一个钟头，八十三颗鸡蛋全卖完了，一共卖了九十九块六。她把钱仔细地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又按了按，确认不会掉出来。

卖完鸡蛋，李秀兰去供销社买了两斤盐、一瓶酱油、一包味精。又去药店给婆婆买了盒膏药——老人腿疼的毛病越来越重了，阴天下雨就疼得走不动路。路过卖衣服的摊子，她停下来看了看。一件红色的棉袄挂在最显眼的地方，领子上镶着毛边，看着就暖和。她伸手摸了摸，又缩回来。摊主是个年轻媳妇，笑着说：“大姐，试试呗，今年流行这个色。”

李秀兰摇摇头：“不了，给闺女看看。”她闺女在县城读高中，一个月回来一次。上次回来的时候，闺女说同桌买了件新棉袄，可好看了。李秀兰记在心里，但今天没带够钱。她算过了，闺女下个月的生活费、婆婆的药钱、开春买种子化肥的钱，哪一样都不能少。那件红棉袄，等下次赶集再说吧。

从镇上回来，已经过了晌午。李秀兰没舍得在集上吃饭，饿着肚子走回家。婆婆给她留了半碗粥，在锅里温着。她三两口喝完，又扛起锄头去了地里。地里的玉米收完了，秸秆还站着，得砍倒、捆好、拉回来当柴烧。冬天的地闲不住，还得翻一遍，冻一冻，来年虫害少。

山里的冬天来得早，下午四点多，太阳就偏西了。风从山坳里灌过来，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李秀兰直起腰，捶了捶后背，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山的那一边是县城，再往那边是省城，再往那边，就是丈夫打工的地方。她不知道那地方到底有多远，只知道坐火车要一天一夜。丈夫每年回来一次，有时候两年回来一次。电话倒是常打，但说的都是家常话——吃了吗，冷不冷，钱够不够花。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咽回去了。

天黑之前，李秀兰把砍好的秸秆捆成捆，一捆一捆扛回家。院子里堆了小半垛，够烧一个冬天的。她又去鸡窝里捡了蛋，今天母鸡下了五个，她一个一个拾起来，放在竹篮里。明天不是集，但隔壁村的张老师说要来买鸡蛋，给她孙子蒸蛋羹。

晚饭是红薯稀饭配咸菜。婆婆喝了半碗就说饱了，李秀兰知道老人是心疼粮食，也没多劝，把剩下的半碗倒进自己碗里。吃完饭，她烧了一锅热水，先给婆婆擦身子、泡脚。婆婆的脚是裹过的，脚趾头都变形了，泡在热水里，老人舒服得直叹气。李秀兰蹲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给婆婆搓脚，搓着搓着，婆婆就睡着了。

把婆婆安顿好，李秀兰才坐下来歇口气。她打开电视，调到县里的新闻频道。电视是前年买的，二十一寸，老式的，屏幕上有两道细纹。新闻里正在播县里要修路的消息，说要把镇上的路修成水泥路。李秀兰想，要是真修好了，以后赶集就不用走那条泥巴路了。她又想起闺女说，学校要开家长会。她得去，虽然来回车费要三十多块，但闺女说了，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三。

电视里还在播着什么，李秀兰已经听不清了。她靠在椅子上，眼皮越来越沉。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清冷冷的光洒在院子里，照在那堆秸秆上，照在鸡窝上，照在晾衣绳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一切又归于安静。

这就是李秀兰的一天。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这个山村里所有留守妇女的每一天一样。她们的男人在外面打工，她们在家里种地、带孩子、伺候老人。她们的日子像山间的溪水，不急不缓地流着，没有波澜，也没有尽头。偶尔有电话打来，说几句家常，然后又是漫长的等待。等待过年，等待团聚，等待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于未来的盼头。

夜深了。李秀兰起身关了电视，又检查了一遍门窗。她走进自己的屋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脱了衣服躺下，被窝里冰凉冰凉的。她把被子裹紧了些，闭上眼睛。明天还要早起，地里的活还没干完，婆婆的药该换了，闺女的家长会得去，还有那件红棉袄——她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山村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月亮慢慢移过中天，照进窗子里来，照在李秀兰那张安静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翘着，不知道是不是梦见了什么好事。也许是梦见了丈夫回来了，也许是梦见了闺女考上了大学，也许是梦见了那件红棉袄穿在了闺女身上。谁知道呢。反正天一亮，她又该醒了，又开始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