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被翻烂的排片表

我第一次见到那张表的时候，它已经被透明胶带缠了三层，边角还是翘着。阿良从背包里把它抽出来，铺在茶餐厅的折叠桌上，油渍和奶茶印子混在一起，像一张被反复折叠的地图。表头印着“香港三期开一期特片单”几个字，字体是那种老式点阵打印机的样子，边缘带着毛刺。阿良说这是2003年秋天从一家快要关门的戏院经理手里拿到的，对方用塑料袋装了三年，每年梅雨季过后都要拿出来吹吹风。

“你数数上面有多少个红圈。”阿良用筷子尖点了点。我数了两遍，十一个。每个红圈旁边都用圆珠笔写了日期，最早的是1997年6月，最晚的是2003年4月。红圈套住的片名有些我认得——《春光乍泄》《甜蜜蜜》《枪火》，有些连听都没听过，像《月满轩尼诗》这种后来才被人翻出来的片子，当时在表上只是用铅笔轻轻勾了一下。

阿良说这张表不是官方排片，是湾仔一家老戏院的“地下节目单”。老板姓周，以前在邵氏做过场务，后来自己出来单干，专门放那些主流院线不要的片子。1997年之前，他每周只排三期，每期三部片，循环放。后来有人建议他加开一期，放些更冷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三期开一期”的说法——前三期照常，第四期专门放那些没人敢碰的题材。这张表就是第四期的特片单，从1997年不断排到2003年戏院关门。

红圈背后的日子

第一个红圈在1997年6月。那部片子叫《月亮的背面》，导演是个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胶片是借的，演员是同学，拍了四个月，剪出来只有六十七分钟。周老板看了两遍，决定把它放在第四期的首场。阿良说他记得那天是6月28号，外面下着暴雨，戏院里坐了不到二十个人，有一半是导演的朋友。放完之后没人鼓掌，但也没人走。周老板站在门口，给每个出来的人递了张纸巾，说“辛苦了”。

那张特片单上，每个红圈旁边都有一行小字，是周老板自己写的。1997年7月那个圈旁边写着“回归夜，放《香港制造》，全场满座，有人哭”。1998年3月写着“金融风暴，只卖了七张票，但放了”。1999年12月写着“千禧年前夜，通宵四场，最后一场只有一个人，是常客”。这些字迹有的潦草有的工整，像是不同心情下写的。阿良说他最喜欢2000年那个圈，旁边写着“今天没人来，我自己看了一遍，还是好看”。

我问阿良为什么这张表叫“三期开一期”，而不是“第四期”或者“特别场”。他说周老板讲过，前三期是给观众看的，第四期是给自己看的。“三期是生意，一期是命。”阿良学着周老板的潮州口音，把这句话说得很重。2001年之后，戏院的生意越来越差，前三期的票钱已经不够交租金，但第四期从来没停过。周老板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贴，最困难的时候连胶片都租不起，就放自己的收藏，有些拷贝已经划得不成样子，放出来满屏都是白线。

那些没被圈上的名字

特片单上还有几十个没被圈上的片名，用黑色签字笔写的，有些被划掉了，有些打了问号。阿良指着其中一个问号说，这部片子叫《北角》，导演拍了三年，最后一场戏是在真雪里拍的，但香港那年没下雪，剧组只好去日本拍，回来之后没钱做后期，不断搁着。周老板本来想把它放在2003年春天放，但戏院没撑到那时候。2003年4月那个红圈旁边，周老板写了最后一行字：“非典，停业，不知何时再见。”那行字下面有一条很深的折痕，像是被反复打开又合上。

阿良说他后来找过那个导演，对方已经转行做装修，家里还留着几盒胶片，但已经发霉了。导演说算了，不放了，反正也没人记得。阿良没说话，把那张特片单拍下来，存在手机里。他说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就翻出来看，那些红圈像一个个小伤口，不疼，但按下去会酸。

我问他这张表最后去哪了。他说周老板关门那天，把表送给了他，还有一箱录像带和两本手写的放映日志。日志里记着每场的人数、天气、观众反应，有些页面上还贴着票根。2002年12月31号那页写着：“今晚放《去年烟花特别多》，来了十四个人，散场后有人问明年还放吗，我说放，其实不知道。”下面用红笔加了一行：“结果还是放了，2003年1月3号，来了九个人。”

表上的折痕

我把那张表翻过来，背面还有字。是周老板用铅笔写的几行，字很小，像是怕被人看见。“电影不是药，治不了病，但能让你在疼的时候有个地方坐。”下面还有一行：“三期是给别人的，一期是给自己的，但说到底，都是给电影的。”最后一行被涂掉了，涂得很用力，纸都破了，我对着光看了半天，隐约认出是“如果还有下辈子”几个字。

阿良说周老板2011年走的，走之前把戏院的钥匙给了他，说如果哪天有人想放电影，就给他。阿良没要，把钥匙扔进了维多利亚港。他说那天晚上他在海边坐到天亮，想起周老板说过的一句话：“香港这个地方，什么都要快，但电影要慢。你慢下来，才能看见那些被剪掉的东西。”那张特片单上的红圈，就是那些被剪掉的东西。它们没进主流院线，没上过报纸，没拿过奖，但有人在某个下雨的晚上，坐在黑暗里，看完了它们。

阿良把表折好，放回背包。他说现在偶尔还有人找他问这张表的事，有做研究的，有写剧本的，有单纯想看看的。他都会拿出来给他们看，但不借，也不复印。他说这张表已经够破了，再翻就散了。他打算找个时间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旁边放一张周老板的照片，照片里周老板站在戏院门口，手里拿着那张表，笑得像个刚偷到糖的小孩。

我问他为什么愿意跟我说这些。他说因为我是第一个问“红圈旁边那些小字写了什么”的人。大部分人只关心片名，不关心日子。但周老板关心的就是日子。哪天放的，来了几个人，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人哭。这些事没人记，但那张表记着。阿良说有时候他觉得那张表不是排片表，是一本日记。周老板把二十年的事都写在上头了，只是用电影的名字代替了日期。

我离开茶餐厅的时候，阿良还在看那张表。他把手指放在2000年那个红圈上，轻轻摩挲着旁边那行字。外面下着雨，玻璃窗上全是水珠，把街灯晕成一片一片的。我想起周老板在表背面写的那句话——“电影不是药，治不了病”。但那张表本身，可能就是药。治不了病，但能让你在疼的时候有个地方坐。阿良坐在那里，像坐在那个已经消失的戏院里，银幕上放着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黑暗里还有人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