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梅郎澳门漫记：在东西方交汇处寻找共鸣

飞机降落在澳门国际机场时，舷窗外是一片填海造陆的狭长地带，跑道像一把银色的尺子，笔直地插进海面。我邻座那位穿花衬衫的葡萄牙裔大叔合上手中的《澳门日报》，用带着里斯本口音的英语对我说：“第一次来？你会喜欢的，这里什么都有一点。”他说的“一点”，后来我才明白，是东方与西方各自掰碎了、揉烂了，又捏在一起的那种“一点”。

我是江左梅郎，一个习惯了江南水乡温吞节奏的人。南京的梧桐、苏州的评弹、扬州的早茶，那些东西是浸润在骨子里的。来澳门之前，朋友说：“你去那儿找什么共鸣？那地方小得只有赌场和蛋挞。”我没反驳，但心里清楚，我想找的，是那种在两种文明夹缝里生长出来的、不纯粹却异常坚韧的东西。

一、从议事亭前地开始的迷路

我没有直奔大三巴。从住的旅店出来，沿着新马路往北走，不知不觉拐进了议事亭前地。地面是波浪形的黑白碎石，据说从葡萄牙运来，铺了几百年。脚踩上去，凹凸的触感透过薄底鞋传上来，像在读一本盲文书。广场四周的骑楼刷着明黄、薄荷绿、粉红，颜色鲜亮得有些不真实，可墙角的霉斑和褪色的窗框又告诉你，这些颜色已经在这里晒了几十年太阳。

我站在仁慈堂门口，看一个本地阿婆推着铁皮车卖凉茶。她不会说普通话，我不会说粤语，我们比划了半天，最后她递给我一杯廿四味，苦得我眉头打结。她笑了，露出镶着金边的牙齿，用葡式粤语说了句什么。旁边一个年轻女孩翻译：“她说，苦才好，苦才记得住。”我忽然觉得，这句话像极了澳门本身——被两种殖民历史熬煮过，被回归的转折淬炼过，苦味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某种身份认同的底色。

继续往大三巴走，路过一家卖手信的老店。老板姓黄，六十多岁，店里挂着“钜记”的招牌，但他说这是自家小铺，不是那个连锁大牌。他一边给我切杏仁饼，一边说：“我老爸是中山人，老妈是葡萄牙人，我从小吃两种饭长大。你看这个饼——”他指指案板上的杏仁饼，“中式做法，但加了葡式黄油，你吃吃看。”我咬了一口，酥脆里确实有一缕奶香，不中不西，却意外地和谐。黄老板说：“澳门人就是这样，不纠结纯不纯，好吃就行。”

二、大三巴的背面与哪吒庙的香火

大三巴牌坊前永远挤满了拍照的人。我绕到牌坊后面，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天主教艺术博物馆和墓室。玻璃柜里陈列着日本、越南、葡萄牙的圣像和法器，说明牌上用中葡英三种文字写着它们如何辗转来到澳门。我站在墓室前，看那些刻在石板上的拉丁文名字，忽然想到，这些传教士当年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在果阿停留，最后死在澳门。他们的骨头和东方的泥土混在一起，早就分不清了。

从大三巴右侧的小巷往下走，不到五十米，就撞见了哪吒庙。庙小得只有一间屋子，香火却旺得呛人。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正在上香，动作熟练。我问她：“你信哪吒？”她摇摇头：“不信，但阿妈说考试前要拜拜。”庙祝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伯，坐在门口竹椅上打瞌睡。我问他这座庙的历史，他睁开一只眼：“比大三巴还老？不记得了，反正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儿烧香。”

这种荒诞的并置让我着迷。圣母玛利亚和哪吒三太子，相隔不过几十步，各自接受香火和祷告。没有人觉得矛盾，因为澳门人早就习惯了——在同一个空间里，让不同的神明各管各的事。求子去观音堂，求财去妈阁庙，求考试顺利就找哪吒。至于天主，那是周末去教堂的事。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观，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在澳门最接地气的共鸣。

三、路环岛的海边与安德鲁的蛋挞

第二天，我坐公交去了路环。澳门半岛的喧嚣在这里戛然而止。路环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还保留着渔村的样子。海边有条十月初五马路，名字来自葡萄牙国庆日，但路边停的是渔船，晒的是咸鱼。一个老渔民坐在岸边补网，我蹲在旁边看了很久。他说他年轻时跑船去过香港、台湾，最远到过新加坡。“后来船没了，就在这儿补网，给游客看。”他指指不远处一家咖啡馆，“那个英国人，安德鲁，以前也在这条街上。他做蛋挞，我做咸鱼，各做各的。”

安德鲁蛋挞店还在，排着长队。我买了一个，站在海边吃。挞皮酥得掉渣，蛋液嫩得晃荡，焦糖斑恰到好处。说实话，比我在里斯本吃过的葡挞更细腻。安德鲁是个英国人，娶了澳门太太，把英式奶黄和葡式蛋挞结合，又适应了澳门人的口味。这又是一个“不纯粹”的产物，却成了澳门最著名的美食符号。

路环还有一座圣方济各圣堂，巴洛克风格，鹅黄色外墙，前面有个小广场。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人在拍婚纱照。新娘穿白色婚纱，新郎穿黑色西装，但伴娘们穿着旗袍，手里还拿着中式团扇。摄影师用粤语喊“一二三”，新人接吻，背景是教堂的十字架和广场上的葡式碎石路。我站在旁边看，觉得这个画面就是澳门的缩影——所有的元素都来自不同地方，但组合在一起，居然毫不违和。

四、氹仔的旧城与新的“共鸣”

从路环回程，我在氹仔旧城区下了车。官也街挤满了游客，但拐进旁边的窄巷，立刻安静下来。龙环葡韵那几栋薄荷绿的葡式住宅，现在改成了博物馆。我进去看了展览，讲的是土生葡人的历史。土生葡人，就是葡萄牙人和亚洲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帕图阿语，混合了葡语、粤语、马来语。展览里有一段录音，一个老奶奶用帕图阿语唱童谣，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旋律里有种说不出的忧伤。

从博物馆出来，对面就是新建的豪华酒店和赌场，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金碧辉煌。一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我问他：“你住这附近吗？”他说：“是啊，我阿公是葡国人，阿婆是广东人，我从小在氹仔长大。”我问他怎么看这些新赌场，他耸耸肩：“有工开就好。以前打鱼，后来做手信，现在做保安。澳门就是这样，变来变去，但总能活下去。”

晚上，我去了氹仔的龙环葡韵旁边那条小街，那里有一家叫“葡国餐厅”的小店。老板是土生葡人，菜单上既有葡式海鲜饭，也有广东老火汤。我点了马介休球和一碗例汤。马介休是葡式咸鳕鱼，但老板加了点陈皮，说是他阿婆的做法。汤是青红萝卜猪骨汤，但里面放了葡式香肠。我吃着吃着，忽然觉得，所谓“共鸣”，可能就是这样——不是谁征服谁，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两种东西在一个锅里慢慢炖，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却还能各自辨认出原来的味道。

五、妈阁庙前的最后一杯咖啡

离开澳门那天上午，我去了妈阁庙。这是澳门最古老的庙宇，据说葡萄牙人当年就是在这里登陆，问当地人地名，听成了“妈阁”，于是澳门在葡语里就叫“Macau”。庙里香火缭绕，但游客不多。我坐在庙前的石阶上，看一个老伯在卖凉茶和咖啡。没错，咖啡。他说：“我在这里卖了四十年，以前只卖凉茶，后来游客多了，就加了咖啡。现在年轻人喜欢咖啡多过凉茶。”

我要了一杯咖啡，他问我要不要加炼乳。我说好。他熟练地冲了一杯，炼乳沉在杯底，搅拌后整杯咖啡变成浅褐色。我喝了一口，甜，但咖啡的苦还在。老伯说：“澳门人喝咖啡都加炼乳，葡国人教的。但凉茶还是苦的，广东人教的。你喝哪个都行。”

我坐在那里，看海面上往来的船只。远处是珠海的高楼，近处是澳门的旧城。四百年前，葡萄牙人从这里上岸，带来天主教、葡挞、碎石路；四百年来，中国人在这里生活，带来妈祖、凉茶、粤剧。两种东西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碰撞、摩擦、融合，最后长出一种新的东西——它不完全是东方的，也不完全是西方的，但它就是澳门。

我想到那个葡萄牙裔大叔说的“什么都有一点”。是的，澳门什么都有点，但什么都不纯粹。可正是这种不纯粹，让它成为东西方之间最真实的共鸣。不是那种理想化的、完美的共鸣，而是带着杂音、带着妥协、带着各自坚持的共鸣。就像那杯加了炼乳的咖啡，苦和甜都在，但你喝下去的时候，只觉得是一杯好咖啡。

飞机起飞时，我又看了一眼窗外。澳门在脚下缩成一个小点，但我知道，那些碎石路、那些蛋挞、那些香火和祷告，已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江左梅郎的澳门漫记，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因为共鸣本身，就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