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香港白小香港白小相：老街坊口中的岁月变迁

穿过旺角熙攘的人群，拐进上海街的一条窄巷，空气里混杂着药材铺的甘苦味和茶餐厅飘出的奶茶香。巷子尽头是一排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旧唐楼，外墙的米白色油漆已经剥落大半，露出底下斑驳的砖红。这里便是老香港人口中的“白小相”——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标注、却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地方。说是“白小相”，其实并非什么正式地名，而是老街区里几栋相连的旧式公寓楼群的统称。至于名字的由来，连住了四十年的陈伯也说不清楚，只含糊地摆摆手：“以前有个上海来的白先生住这里，做照相馆的，大家就叫开了。”

陈伯今年七十八岁，是白小相最早的住户之一。他坐在楼下那棵老榕树底下的石凳上，手里捏着一份已经翻得发软的报纸，脚边放着一杯冻柠茶。榕树的气根垂得低低的，几乎要碰到他的肩膀。说起白小相的变化，他先叹了口气，然后笑了：“变化？日日都在变。你今日看到的，跟十年前又不一样了。”他指着对面那栋楼说，以前三楼住的是做裁缝的梁太，四楼是开小巴的强哥一家，五楼是几个南来的上海师傅，合租一个单位，晚上常听见他们拉二胡。“现在呢？三楼空了两年，业主等着收楼重建；四楼换了三个租客，都是南亚裔的年轻人；五楼更不用说，隔成好几间劏房，住了七八户人。”

陈伯口中的“劏房”，是香港老街区常见的居住形态——把一个原本三房两厅的单位，用木板或砖墙分隔成多个狭小的独立空间，每个空间可能只有几平方米，却要容纳一家三四口。白小相原本是设计给中等家庭居住的，每层两个单位，每个单位实用面积约六十平方米，在六十年代算是相当体面。但如今，这些单位大多被业主改造成了劏房，一个单位住上十几二十人并不稀奇。陈伯说，他隔壁那个单位，原本住着姓周的一家五口，周先生做印刷，周太在纱厂做工，三个孩子都在附近读书。后来周先生工厂北迁，他跟着去了东莞，周太带着孩子留在香港，再后来孩子大了搬出去，周太一个人住到去世。“那个单位空了半年，业主就把它劏开了，现在住了四户人，有做清洁的，有在茶餐厅端盘子的，还有两个是南亚来的地盘工人。”

街角的变迁：从杂货铺到找换店

白小相楼下原本有一排店铺，最靠巷口的那间，几十年来换过无数招牌。陈伯记得，最早是“永兴隆杂货铺”，老板姓林，潮州人，卖米、卖油、卖糖，也卖咸鱼和菜脯。那时候街坊都去那里赊账，月底发薪才还。林老板有个女儿，叫阿珍，跟陈伯的儿子是小学同学。后来杂货铺做不下去，因为超市越开越多，价格又便宜，街坊不再帮衬。铺子空了一阵，租给了一个做窗帘的，再后来是手机配件店，再后来是找换店。现在的找换店门口挂着一块电子屏，红字滚动着汇率，玻璃门上贴满了汇款广告——“菲律宾、印尼、尼泊尔，即日到账”。

找换店的隔壁，是一家开了三十年的茶餐厅，叫“荣记”。荣记的老板姓黄，已经七十多岁，每天还亲自在厨房里炒蛋。他说白小相的客人变了，以前多是街坊，叫一杯奶茶坐一个下午，看马经、聊天、下棋。现在来的多是附近地盘工人和南亚裔青年，叫一个碟头饭，吃完就走。“生意是有的，但人情薄了。”黄老板一边炒蛋一边说，语气平淡，没有抱怨的意思。他说以前街坊会赊账，月底再结，现在没人敢赊了，因为租客流动太快，今天住这里，明天可能就搬走。“试过有一次，一个后生仔吃了三天饭，说月底出粮再给，结果月底人都不见了。”

南亚裔街坊：新的邻里，新的日常

在白小相，南亚裔住户的比例逐年上升。根据社区组织两年前的统计，这一带约有三成住户是非华裔，主要是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裔。他们大多从事地盘、保安、清洁等行业，也有少数自己做小生意。阿星（化名）是尼泊尔裔，来香港十二年，住在白小相一栋唐楼的劏房里，月租四千五百元，面积不到八平方米。房间里放了一张双层床、一个塑料衣柜、一个电磁炉，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他和同乡合租，每人每月分摊两千多。“比住笼屋好一点。”他用不太流利的广东话说，“有窗，有厕所，可以煮饭。”

阿星说，他刚来香港时住在深水埗的板间房，后来搬到白小相，因为离工作地点近——他在尖沙咀一个地盘做杂工，每天清晨六点出门，走十五分钟到地铁站。他不太跟本地街坊来往，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广东话识听少少，讲就唔得。”他说，平时买东西都去连锁超市，或者南亚裔开的杂货店，那里有他熟悉的香料和扁豆。周末他会去重庆大厦旁边的清真寺，跟同乡聚一聚，吃一顿尼泊尔菜。“白小相只是睡觉的地方。”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

但对于陈伯这样的老街坊来说，南亚裔邻居的增多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说以前楼下大堂很安静，现在常有人坐在楼梯口聊天，声音很大，有时到深夜。他也承认，自己一开始不太习惯，觉得“不是自己人”。但住了几年，慢慢也认得了几个面孔。“有个巴基斯坦后生，每次见到我都点头，叫‘阿伯’。有一次我搬米，他还帮我抬上楼。”陈伯说，他不反对他们住在这里，只是觉得香港变了，变得快，变得他有点跟不上了。

重建的风声与老街坊的犹豫

白小相所在的街区，近年来不断有重建的传闻。市区重建局曾在附近召开过几个项目，收购旧楼，改建为新的住宅或商场。白小相虽然暂时未被纳入正式计划，但业主们已经在打算盘。陈伯说，他那一栋楼有八成单位已被同一间投资公司收购，剩下几户不肯卖，包括他自己。“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搬去哪里？儿子叫我搬去元朗跟他住，我不想去，太远，又不认识人。”他说，如果真的要收楼，他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可能最后还是要走。”

对于年轻一代的租客来说，重建未必是坏事。阿星说，如果重建后能住上公屋，那当然好，但他知道自己不符合资格。“我们这些外地人，只能租私楼，贵就贵一点，有得住就算了。”他说，白小相虽然旧，但位置方便，租金相对便宜，他暂时不想搬。至于未来，他没有什么计划。“做一日算一日。”

黄昏时分，白小相的巷子里亮起了昏黄的街灯。陈伯收起报纸，慢慢站起来，把冻柠茶的杯子扔进垃圾桶。他说要上楼煮饭了，今晚蒸一条鱼，炒个菜心。他走得很慢，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上走。楼道里光线很暗，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通渠、开锁、搬屋、回收旧电器。走到二楼转角，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然后继续往上。楼上传来电视的声音，是南亚语的新闻，夹杂着小孩的哭声。

白小相还是那个白小相，楼还是那几栋楼，巷还是那条巷。但住在里面的人，来来去去，换了一茬又一茬。陈伯说，他有时候会梦见以前的日子，梦见梁太在楼下晒被子，梦见强哥的小巴停在巷口，梦见上海师傅拉二胡的声音从五楼飘下来。醒来的时候，窗外是找换店的电子屏，红字一闪一闪，像另一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