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澳门大三巴图库：历史影像里的故事

第一次站在大三巴牌坊的台阶下，抬头看那面孤零零矗立着的石墙，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壮美，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错位感。你明知道它是一座教堂的残骸，可它看上去更像一座巨大的、被时间遗弃的牌楼。前面的广场上永远挤满了举着自拍杆的游客，手信店的肉干香味飘过来，和四百年前传教士焚香祷告的气息，隔着几个世纪的风，搅在了一起。

很少有人知道，大三巴牌坊的背后藏着一座影像的宝库。不是那种对公众开放的展览馆，而是散落在澳门档案馆、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室、葡萄牙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甚至一些私人收藏家手中的老照片、玻璃底片、明信片和铜版画。这些影像拼凑起来的大三巴，和今天游客镜头里那个打卡胜地，几乎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从“天主之母”到“大三巴”：名字里的密码

大三巴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层一层的语言化石。“三巴”是葡萄牙语“São Paulo”（圣保禄）的粤语音译，前面加个“大”字，是为了跟当时澳门另一座规模较小的圣保禄教堂区分开来。本地人叫顺了口，“大三巴”就这么叫了四百多年。

但更早的时候，这座教堂有另一个名字——天主之母堂。1580年代，耶稣会士在澳门半岛的制高点——也就是今天牌坊所在的位置——建起了第一座教堂。那时候的澳门，是远东天主教传播的大本营，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的传教士都从这里出发。教堂旁边还有一座圣保禄学院，是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利玛窦、汤若望这些名字都跟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曾在澳门档案馆的一份1630年代的手绘地图上，看到过教堂最早的样子。那幅图用墨线勾勒，教堂的立面还很简单，没有后来那种华丽的巴洛克装饰，但已经能看出一个明显的十字形平面。地图边缘用古葡萄牙语标注着“Igreja de São Paulo”，字迹已经洇开，像被水浸过。档案馆的研究员告诉我，这幅图是某个日本传教士画的，可能是为了寄回长崎汇报澳门教会的情况。

一场大火，烧出了一张“脸”

大三巴牌坊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直接原因是1835年的一场大火。那场火从教堂内部烧起来，把木结构的屋顶、梁柱、内部的祭坛和装饰全部吞噬，唯独留下了前壁——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面石墙。这面墙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厚实到连大火都啃不动。

但大火之前的大三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在影像资料里能找到部分答案。葡萄牙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藏有一批18世纪的铜版画，其中一幅描绘了1760年前后的大三巴教堂全景。画面上，教堂的屋顶是双塔结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山花，整体比例比现在的牌坊要宽大得多。教堂前面还有一排矮房子，应该是学院的校舍。铜版画的线条细密，连窗户上的铁栅栏都画出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张1860年代的老照片。那是摄影术刚刚传入中国不久的年代，一个不知名的摄影师——可能是随军记者，也可能是传教士——在大三巴前面架起了笨重的木制相机。照片是湿版法拍摄的，曝光时间很长，画面里几乎没有人影，只有牌坊孤零零地立着，背后的天空一片空白。牌坊的石阶上长满了杂草，前面的广场还是一片泥地，远处能看到几艘停泊在澳门内港的帆船。

这张照片的玻璃底片后来被一个澳门土生葡人家庭收藏，直到1990年代才捐赠给澳门历史档案馆。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复制品时，盯着看了很久。照片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水印，是摄影师的签名，但已经辨认不清了。档案馆的人说，可能是葡萄牙人，也可能是英国人，那个年代在远东活动的摄影师就那么几个。

牌坊上的雕刻，每一层都在讲故事

今天游客看到的大三巴牌坊，其实是一个五层的“立体圣经”。从下往上数，第一层是入口，第二层有耶稣会会徽，第三层是圣母升天，第四层是圣徒像，第五层是鸽子与太阳。每一层的雕刻都藏着细节，而这些细节在老照片里看得更清楚。

比如第三层的圣母像，现在从地面看上去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在1920年代的一张明信片上，能清楚地看到圣母双手合十，脚下踩着一条龙——那是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国龙的形象“改造”成了被圣母降服的恶魔。这种文化混搭在大三巴的雕刻里到处都是：有菊花，有牡丹，有中国的狮子，也有欧洲的百合花。一个日本学者在1930年代拍过一组大三巴雕刻的特写照片，其中一张拍到了第四层的一个圣徒像，圣徒的脸型明显带有东亚人的特征。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研究者讨论，有人认为那是日本殉道者的形象，因为圣保禄学院跟日本教会有很深的关系。

这些照片现在散落在不同地方。日本那组照片存在东京的东洋文库，澳门这边只有翻拍件。明信片则更多是私人收藏，我在一个澳门收藏家那里看到过一整套1920年代的彩色明信片，用的是当时刚兴起的彩色石印技术，大三巴被印成了淡粉色和浅黄色，看起来像童话里的城堡。收藏家说，那批明信片是香港一家公司印的，专门卖给来澳门的游客，一套十二张，大三巴是其中一张。

影像里的“人”：那些被镜头忽略的面孔

大三巴的老照片里，人往往是模糊的。早期摄影曝光时间长，走动的人会变成一团影子。但有些照片里，能辨认出具体的人。比如一张1900年前后的照片，牌坊前面的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长衫的中国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扇子，正对着镜头。他旁边站着一个穿西式外套的欧洲人，两个人都没有笑，表情严肃，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照片背面用英文写着“San Paulo, Macao, 1902”。

这张照片后来被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捐给了澳门博物馆。博物馆的研究员查过资料，推测那个中国男人可能是教堂的看守，或者附近的居民。那个年代，大三巴周围还住着不少人家，石阶下面就是窄窄的街巷，卖杂货的、开茶馆的、做木工的，跟今天的手信街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一张照片更让人唏嘘。那是1940年代拍的，大三巴牌坊前面搭了一个竹棚，棚下坐着几十个难民，大多是妇女和小孩。照片是黑白的，颗粒很粗，但能看出他们衣衫褴褛，表情疲惫。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内地难民涌入澳门，大三巴成了临时避难所。这张照片存于澳门一个民间团体的档案里，没有署名，拍摄者是谁已经无从考证。

图库里的“空白”：那些消失的影像

大三巴的影像史里，也有不少空白。比如教堂内部的样子，几乎没有照片留存。1835年大火之前，有没有人画过教堂内部的祭坛？可能有，但至今没有发现。耶稣会士在17世纪写过一些报告，描述过教堂内部的装饰，说祭坛是檀木做的，上面镶着象牙和珍珠母，但这些文字描述跟影像比起来，终究隔了一层。

还有牌坊后面的那座圣保禄学院，影像资料更少。学院在1835年大火之后逐渐荒废，后来被拆掉，现在只剩下牌坊后面的一块空地和几棵老树。有一张1870年代的照片，从牌坊后面往北拍，能看到学院的残墙和一片瓦砾。照片是某个英国旅行者拍的，收在他的相册里，相册后来被拍卖，照片流散到不同藏家手中。

我曾在一次私人展览上看到过这张照片的原件，相纸已经发黄，边缘有霉斑，但画面还算清晰。残墙上爬满了藤蔓，瓦砾堆里长出了野草，远处能看到东望洋山的轮廓。那种荒凉感，跟今天大三巴周围的热闹完全是两个世界。

影像的“再发现”：从档案柜到公众视野

大三巴图库里的这些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档案柜里的纸片和底片。直到1990年代，澳门政府才开始系统整理这些资料。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博物馆、文化局都做过相关项目，把散落各处的老照片、明信片、铜版画扫描存档。葡萄牙方面也给予了不少帮助，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把一批澳门相关的影像资料复制给了澳门。

但整理工作远没有完成。澳门一个研究影像史的学者告诉我，至少还有几千张跟澳门有关的老照片散落在私人手中，其中不少可能就包括大三巴。有些藏家不愿意公开，有些则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有价值。他举了个例子：几年前，一个葡萄牙家庭在清理阁楼时发现了一箱玻璃底片，拍的是1900年前后的澳门，其中就有大三巴。那箱底片后来被拍卖，一部分被澳门买回，一部分流到了香港和欧洲。

这些影像的“再发现”，改变的不只是学术研究，也改变了大三巴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前大家只知道牌坊是个地标，现在顺利获得老照片，能看到它从教堂变成废墟、从废墟变成遗址、从遗址变成旅游景点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里，有战争，有火灾，有移民，有信仰，有商业，有遗忘。

站在今天的大三巴牌坊前，游客们举起手机拍照，快门声此起彼伏。他们拍下的是2020年代的大三巴，是滤镜里的蓝天白云和石墙上的光影。但如果你手里有一张1860年代的老照片，再抬头看看眼前的牌坊，会发现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石头还是那些石头，雕刻还是那些雕刻，只是石阶上的杂草换成了地砖，泥地换成了广场，帆船换成了巴士。

大三巴图库里的每一张影像，都是一扇小小的窗户。透过这些窗户，能看到的不只是一座教堂的兴衰，还有澳门这座城市四百年的呼吸。那些照片里的面孔，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已经消失。但他们站在大三巴前面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影像里的一粒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