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新澳门广东鹰坛：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穿过拱北口岸熙攘的人潮，拐进青茂旧区一条并不起眼的小巷，空气中还残留着早市鱼档的咸腥。我站在一栋外墙斑驳的唐楼前，抬头望向三楼那扇半开的木窗，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藤蔓垂下来，几乎要触到二楼晾衣架上挂着的校服。这就是朋友口中“广东鹰坛”的所在——一个在澳门地图上找不到标注、却在本地老街坊和少数深谙此道的文化寻访者之间口耳相传的名字。

“鹰坛”二字，乍听像是武术门派或江湖堂口的称谓。实际上，它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广东沿海一带民间“鹰猎”习俗与澳门本地渔猎文化的融合。彼时，一批来自中山、珠海、新会等地的移民带着驯养猎鹰的技艺落脚澳门，在如今青茂一带搭建起简易的鹰舍与聚会棚寮。这些棚寮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半固定的社群空间，既是驯鹰人研讨经验的场所，也是粤澳两地民俗文化交汇的微缩现场。澳门回归前后，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鹰猎活动因法律限制与栖息地减少而式微，但“鹰坛”作为一个空间符号被保留了下来，转型为民间工艺展示、口述历史分享与社区聚会的松散平台。

从鹰舍到文化飞地：空间记忆的层累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柚木门，迎面是一道狭窄的楼梯，水泥台阶被磨得发亮，扶手却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铁枝焊花样式。三楼的空间比想象中开阔，约莫四十平方米，天花板上横着几根深褐色的木梁，据说还是当年从旧鹰舍拆下来的原物。墙面上挂着十几幅黑白照片，影像模糊却极具年代感：有穿短打衫的男人肩头立着苍鹰的合影，有码头边竹笼里待售的禽鸟，也有三四孩童围着一只受伤隼鸟喂食的场景。

现任“坛主”陈伯今年七十三岁，父亲是中山石岐人，1949年带着两只苍鹰和一箱驯鹰工具来到澳门。陈伯说，自己小时候就睡在鹰舍隔壁，半夜常被鹰的扑翅声惊醒。“那时候青茂这一带全是菜地和水塘，对面珠海的山看得清清楚楚。鹰放出去，飞过海面又飞回来，脚上绑着铜铃，叮叮当当的，整条巷子都听得见。”他边说边比划，手指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仿佛那只鹰正从四十年前的天空滑翔而下。

空间的变迁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鹰坛所在的唐楼周围还有七八间类似的棚屋，彼此以木板和铁皮相连，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群落。八十年代以后，地产开发步步逼近，棚屋一间间拆除，到1999年澳门回归时，只剩这一栋唐楼的三楼还维持着原貌。2005年，陈伯和几位老友自发将这里整理为陈列空间，收集散落在街坊手中的旧物：一只铜制鹰哨、半截绣着鹰纹的布袋、几本手抄的驯鹰口诀。这些物件谈不上珍贵，却构成了一条从粤地乡村到澳门街巷的微观迁徙线索。

口述与器物：两种历史叙事的交织

在鹰坛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折叠方桌，桌面玻璃板下压着十几张手写卡片，每张卡片记录着一位已故驯鹰人的姓名、生卒年和一句简短的“鹰语”——那是驯鹰人之间用于呼唤、安抚或指令的特殊发声方式，介于口哨与低吟之间，外人极难模仿。陈伯说，这些“鹰语”是广东鹰坛最核心的非物质遗产，可惜如今能完整发出七种基本音节的，全澳门不超过三个人。

我请陈伯演示一段。他清了清嗓子，嘴唇微撮，发出一串短促而清亮的音节，像是风吹过竹管，又像鸟雀在远处应答。声音不大，却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出奇特的穿透力。他说，这是“唤鹰归”的调子，早年放鹰时，无论鹰飞得多远，听到这声音就会折返。如今没有鹰可放了，但偶尔在阳台上吹一吹，对面楼的老街坊还会探头出来张望，以为又有鹰来了。

器物层面的细节同样耐人寻味。陈列架上有一只藤编的鹰笼，笼门已经松脱，用红绳草草绑着。陈伯说，这是1958年一位从新会来的李姓师傅留下的，李师傅在澳门只待了三年就去了香港，后来再无音讯。笼底还粘着几片干枯的羽毛，灰褐色，羽轴弯曲，轻轻一碰就碎成粉末。这些羽毛连同笼子一起，成为某段个人史与集体史交叠的物证——它们既属于一个具体的驯鹰人，也属于那个粤澳之间人员往来频繁、民间技艺随人流动的年代。

当下：在缝隙中延续的日常实践

今天的鹰坛，严格来说已不再驯鹰。澳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实施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猎捕和持有猛禽均属违法。陈伯和几位核心成员早在2000年前后就停止了所有与活体鹰相关的活动，转而将精力投入记录与传播。每周三下午，鹰坛会开放给预约访客，通常是本地文史爱好者、高校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偶尔也有来自葡萄牙或巴西的学者——他们对“澳门是否存在过鹰猎文化”这一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

但鹰坛的生命力并不完全依赖于学术关注。更多时候，它是社区里一个安静的角落。楼下茶餐厅的伙计阿强说，他从小就知道三楼有个“养鹰的伯伯”，小时候还上去看过一次，记得墙上挂着一只很大的鹰标本，“眼睛是玻璃珠做的，亮晶晶的，有点吓人”。如今阿强三十多岁，偶尔送外卖上楼，会顺便帮陈伯带一份报纸。这种日常层面的关联，比任何官方认证都更能说明鹰坛在当下社区中的位置——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静态遗产，而是一个仍在呼吸的邻里节点。

跨代际的对话：年轻人如何进入这段历史

近两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2022年，一位在澳门大学读传播学的女生小林，以鹰坛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十五分钟的纪录片，在本地独立影展上放映后引发小范围讨论。小林告诉我，她最初只是路过时被三楼窗台上的绿萝吸引，后来顺利获得陈伯的讲述才意识到，这间不起眼的屋子背后连接着粤澳两地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流动史。“我外婆是从中山来的，她小时候也见过村里人放鹰。我把纪录片放给她看，她指着屏幕说‘这个笼子我认得，以前装过鹧鸪’。”小林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触碰到了家族记忆里一段被忽略的暗线。

类似的跨代际对话正在以多种形式发生。2023年春天，几位本地插画师以鹰坛旧物为灵感，创作了一组明信片，在青茂一带的独立书店寄售，收益用于鹰坛的日常维护。同年夏天，一位在珠海经营茶室的中年人专程拜访，提出能否在珠海那边组织一次“鹰语”录音工作坊，让更多年轻人分析这种濒临失传的发声技艺。陈伯没有立刻答应，他说要再想想，“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表演，硬要摆出来给人看，味道就变了”。这种审慎的态度，恰恰是鹰坛区别于一般非遗展示空间的地方——它更在意内在的延续逻辑，而非外在的可见度。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一种非线性的时间感

在鹰坛待了一整个下午，我逐渐意识到，这里最吸引人的并非某件具体器物或某段传奇故事，而是一种特殊的时间感。空间里的物件、声音和记忆并不按照线性时间排列：一只1950年代的鹰笼旁边可能放着一本2021年的访客留言簿；陈伯讲述父亲驯鹰往事时，会突然停下来接一个手机来电，讨论下周社区清洁的安排；墙上的黑白照片里，那些模糊的面孔与窗外青茂口岸川流不息的旅客形成一种奇异的并置。

这种并置并不制造冲突，反而呈现出一种澳门特有的文化肌理——历史不是被供奉在玻璃柜里的过去，而是与当下日常相互渗透的活态存在。鹰坛没有试图修复那只藤笼，也没有为黑白照片加上精致的说明牌，它只是让这些物件待在原处，让拜访者自己去建立联系。这种“不刻意”的态度，或许正是它能够在城市急速变迁中存活下来的原因。

离开时天色已暗，青茂一带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我回头望了一眼三楼那扇窗，绿萝的轮廓在暮色中变成一团深色的剪影。陈伯说，他每晚睡前都会在阳台上站一会儿，不做什么，只是听听风声。“有时候风从北边来，带着珠海那边的气味，我就会想起小时候鹰飞过海面的样子。”他没有说“怀念”，也没有说“遗憾”，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种平静的语调，或许就是鹰坛与历史对话的方式——不悲情，不张扬，只是让那些已经消失的鹰，继续在记忆的气流中盘旋。

巷口的茶餐厅亮着暖黄的灯，阿强正在门口收拾外卖箱。他看见我，点了点头，问：“上去看过陈伯了？”我说是。他笑了笑，说：“他那些鹰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每次听都像新的。”说完转身进了店里，玻璃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将街市的喧嚣隔开了一瞬。而三楼那扇窗里的灯光，依然亮着，像一只不眠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这条巷子从过去流向现在，再流向一个尚未被命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