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的十字路口：香港金鹰主论坛释放了哪些信号

三月的香港，潮热的海风裹着维港两岸的摩天楼群。会展中心里，一场关于绿色金融的讨论正在升温。金鹰主论坛的会场不算最大，但坐得满满当当，后排还站了几个人。台上嘉宾来自不同背景——有中资投行的高管，有欧洲资管公司的亚太负责人，也有本地绿色科技企业的创始人。话题不新鲜，绿色金融喊了这么多年，但今年讨论的质地明显不同了，少了一些宏大叙事的亢奋，多了一些落地层面的较真。

从“为什么做”到“怎么做”

论坛开场，主持人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挺尖锐：绿色金融讲了这么久，钱到底有没有流到该去的地方？

一位来自中资银行的嘉宾接过话头，语气不急不缓。他提到一个数字：截至2024年底，中国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体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但他随即话锋一转，说“规模大不等于质量高”，很多绿色贷款其实是投向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风电、光伏电站，这些项目回报周期长、收益率稳定但不算高，真正需要资金的早期绿色技术研发、中小型环保企业，反而拿不到钱。

这个观点引起了共鸣。另一位来自欧洲资管组织的嘉宾补充说，欧洲市场也面临类似问题。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Taxonomy）出台后，确实规范了市场，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惑——合规成本太高，很多中小型企业根本无力承担第三方认证的费用，结果反而是大企业更容易拿到绿色标签，中小企业被挡在门外。

讨论到这里，现场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有人提问：那怎么解决？

台上一位香港本地绿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的公司做的是建筑节能改造，技术已经成熟，客户也有需求，但找银行贷款时屡屡碰壁。银行的人跟他说，你这个项目单个规模太小，几百万港币，我们做一笔绿色债券的尽调成本都比这个高。他后来是顺利获得一个绿色基金的支持才撑过了最难的阶段。他说：“大银行有大银行的逻辑，但绿色金融不能只靠大银行。”

香港的角色：超级联系人还是超级翻译？

论坛进行到第二场圆桌讨论时，话题转向了香港的定位。

长期以来，香港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角色被概括为“超级联系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这个定位没错，但与会嘉宾认为，这个说法已经不够用了。

一位在国际评级组织工作过多年的嘉宾提出，“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是通道功能，但香港现在更需要做的是“超级翻译”。什么意思？就是要把内地绿色项目的语言，翻译成国际投资者能听懂、能接受的语言；反过来，也要把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的最新变化，准确地传递给内地企业和金融组织。

他举了个例子。内地很多绿色项目在披露环境效益时，习惯用“减排二氧化碳多少万吨”这样的指标，但国际投资者可能更关注这些减排量是否经过了第三方核证、是否符合国际通行的核算标准。这中间的差距，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能解决的，需要对两边的规则体系都有深入理解。

香港在这方面确实有独特优势。一方面，香港的金融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香港交易所对上市公司ESG披露的要求近年来不断升级；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日益成熟，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为绿色资金流动给予了基础设施。

不过，也有嘉宾指出，香港不能只满足于做中间人。新加坡、东京、首尔都在争抢绿色金融的区域枢纽地位，香港如果只是被动地连接，很容易被替代。关键是要在某些细分领域形成不可替代的能力，比如绿色债券的认证服务、碳交易的结算清算、可持续投资的指数编制等。

转型金融：被忽视的另一半

论坛下午的讨论触及了一个相对前沿的话题——转型金融。

如果说绿色金融主要支持的是“天生绿色”的项目，那转型金融针对的就是那些高碳排放但正在努力减排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化工、航运。这些行业的碳排放量巨大，如果得不到金融支持，转型就是一句空话；但如果简单地把它们排除在绿色金融之外，又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反而阻碍转型。

一位来自航运业的嘉宾坦言，航运业的脱碳压力非常大，国际海事组织（IMO）已经设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但替代燃料的技术路线还不成熟，绿色甲醇、氨燃料、氢燃料各有各的问题。船东要投资新船型，动辄几亿美元，没有金融组织的支持根本做不了。但问题是，这些项目算不算“绿色”？按照现有的分类标准，很多还达不到门槛。

这就引出了转型金融的核心难题：如何界定“转型”的标准？太松了，容易被“洗绿”；太严了，又没有人能达标。与会嘉宾普遍认为，转型金融需要一套不同于绿色金融的评估框架，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绿色标准。

有嘉宾提到，中国内地已经在一些地方召开了转型金融的试点，比如湖州、重庆等地出台了转型金融支持目录，明确了哪些行业、哪些技术路径可以取得金融支持。这些试点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尤其是在跨境转型金融方面，香港可以发挥试验田的作用。

碳市场：互联互通的想象空间

碳市场是当天论坛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

中国内地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运行了几年，覆盖了电力行业，未来还将扩展到更多行业。香港虽然没有自己的强制碳市场，但香港交易所已经推出了碳交易平台，主要做的是碳信用产品的交易。有嘉宾提出，未来是否可以探索内地与香港碳市场的互联互通？

这个想法听起来有点大胆，但并非没有基础。债券通、沪深港通的成功经验表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跨境市场互联互通是可行的。碳市场的情况更复杂一些，涉及到碳配额的跨境流通、碳信用的国际互认等问题，需要更多的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

一位来自学术界的嘉宾提醒说，碳市场的互联互通不能急于求成。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经在逐步实施，这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香港如果能在碳核算、碳认证等方面给予专业服务，帮助企业应对CBAM等国际规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人才缺口：绿色金融的隐形瓶颈

论坛接近尾声时，一个不太起眼但很重要的话题被提了出来——人才。

多位嘉宾都提到，绿色金融领域的人才缺口非常大。既懂金融又懂环保的人本来就少，如果再要求他们熟悉国际规则、分析内地政策，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一位猎头公司的代表在台下研讨时说，现在绿色金融相关岗位的薪资溢价很明显，但即便开出高薪，合适的人还是难找。

香港的高校近年来已经开设了不少绿色金融相关的课程和学位项目，但嘉宾们认为，学术教育和实务需求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绿色金融不是一门纯粹的学问，它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需要跟项目、跟监管、跟国际同行打交道。香港有条件也有必要建立更系统的绿色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实习计划、专业认证、跨境研讨等。

论坛散场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维港对岸的灯光次第亮起，金融区的写字楼里还有不少窗户亮着。绿色金融这件事，说到底不是一场论坛能解决的，它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制度建设和人才积累。香港金鹰主论坛给予了一个讨论的平台，但真正的功夫在会场之外。从讨论的内容来看，绿色金融正在从概念走向实操，从粗放走向精细，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摩擦和调整，但方向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