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内慕：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记忆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九龙内慕”这四个字，会以为是某个港产片里的虚构地名，或者某个江湖帮派的暗语。其实都不是。它藏在香港九龙半岛的深处，藏在那些被高楼和霓虹灯遮住的山坳里，藏在老一辈人含糊其辞的回忆中。我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地走访、翻查旧报纸、听那些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讲古，才慢慢拼凑出一点轮廓。这段记忆之所以被遗忘，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太复杂，复杂到没有人愿意把它讲清楚。

一、地名的来历：不是“内幕”，是“内慕”

第一时间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在网上写“九龙内幕”，以为是什么秘密档案。但老九龙人念的是“内慕”，慕是思慕的慕。这个叫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没人说得准了。有一种说法是，清末民初有一批从广东嘉应州过来的客家人，在九龙城外的山脚下搭屋居住，他们管自己那片聚落叫“内慕”，意思是“心里向往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更玄，说“内慕”是某个已经失传的方言词，指的是山与山之间那块凹进去的平地，像母亲怀里抱着孩子，所以叫“内慕”。

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我在旧档案里找到过一张1908年的地契，上面用毛笔写着“九龙内慕村”，旁边还盖了当时新安县衙门的印。虽然字迹模糊，但“慕”字下面的心字底还能辨认出来。这说明至少在清末，“内慕”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地名了。

后来英国人租借新界，九龙半岛的边界往北推，内慕村就被划进了港英政府的管辖范围。再后来，日军占领香港，内慕村因为位置偏僻，反而没怎么受到轰炸。战后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内慕村成了其中一个落脚点。人口一多，村子就变了样，铁皮屋、木屋、石屋混在一起，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到了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大规模清拆寮屋，内慕村被拆掉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被改建成公屋。从此，“九龙内慕”这个名字就慢慢从地图上消失了。

二、那些住在内慕的人

我在深水埗一间旧茶楼里见过陈伯。他今年八十三岁，耳朵有点背，但说起内慕村的事，眼睛就亮起来。他是一九五二年跟着父母从广州过来的，那时候他才十一岁。他记得内慕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底下有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内慕”两个字，但字迹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

“我们那时候住的是木板搭的屋，下雨天漏水，要用脸盆接。但邻居之间很熟，谁家煮了糖水，都会分一碗给隔壁。”陈伯说，内慕村最兴旺的时候有三百多户人家，大部分人靠做小买卖或者去工厂打工为生。村里有一条主街，叫内慕街，街上有杂货铺、凉茶铺、裁缝店，还有一间很小的土地庙。土地庙里供着土地公和土地婆，香火不断。

陈伯还记得，内慕村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村里的人会在土地庙前烧一种特制的纸钱，纸钱是圆形的，中间有一个方孔，和普通的纸钱不一样。他说那是“内慕钱”，是专门烧给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的。至于“没有名字的人”是谁，陈伯也说不清楚，只说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问。

三、被遗忘的转折点：一九六二年的那场大火

我翻查旧报纸的时候，发现了一则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小新闻，标题是《九龙内慕村发生火警，百余居民无家可归》。新闻很短，只有一百多字，说是一场大火烧毁了内慕村近四十间木屋，消防队到场后发现水源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最后是村民自己排成人链，从山下的溪水里一桶一桶传上来，才把火扑灭。

这场大火在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因为那年头寮屋火灾很常见。但对内慕村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火灾之后，很多村民搬走了，搬去市区或者投靠亲戚。留下来的人把烧毁的屋子重新搭起来，但村子已经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这场火灾让港英政府注意到了内慕村的存在。两年后，政府派人来测量土地，准备把这里改建成公屋。

我在一份一九六四年的政府内部文件中看到，当时负责清拆的官员写了一句批注：“该村居民多为战后难民，无正式业权，建议按寮屋政策处理。”这句话决定了内慕村的命运。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政府分批清拆内慕村的寮屋，把居民安置到附近的石硖尾邨和大坑东邨。到了七十年代初，内慕村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家。

四、内慕村的最后岁月

李婆婆是少数坚持到最后的人之一。她今年七十九岁，住在观塘一间很小的公屋里。她告诉我，她是在内慕村出生的，父亲是搭棚工人，母亲在家做串珠仔的手工。她记得小时候内慕村后面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很多萤火虫，晚上飞起来像星星一样。她还记得村里有一个叫“阿泉”的男人，会吹口琴，每天晚上坐在榕树底下吹，吹的都是些老歌。

“后来阿泉也搬走了，竹林也砍掉了，萤火虫就没有了。”李婆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她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几个小孩子站在一间木屋前面，背景是那棵大榕树。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内慕村，一九六八年”。

李婆婆说，内慕村最后被清拆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时候只剩下七八户人家，都是些老人。政府给了他们一笔补偿金，安排他们住进了公屋。她记得搬走那天，下着毛毛雨，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榕树，树还在，但树下已经没有人了。

五、为什么这段记忆会被遗忘

内慕村消失之后，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它。香港的历史书里没有它的名字，九龙的地图上也没有它的位置。我问过一些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他们大多没听过“九龙内慕”这个地方。有一个学者甚至反问我：“是不是你记错了？九龙没有叫内慕的地方。”

我想，内慕村之所以被遗忘，有几个原因。第一，它太小了，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百多户人家，在香港这个大都市里微不足道。第二，它太普通了，住的都是些难民、工人、小贩，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和事件。第三，它的消失太安静了，没有抗争，没有流血，政府一纸公文，居民就搬走了，连一声叹息都没有留下。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内慕村代表的是香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战后难民涌入、寮屋遍地、草根阶层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段时期在香港的主流叙事里，往往被简化成“狮子山下”的精神，强调的是拼搏和奋斗。但内慕村的故事里，更多的是无奈和失去。人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邻里，失去了那种虽然贫穷但互相扶持的生活方式。这种失去，在“拼搏奋斗”的宏大叙事里，是不被看见的。

六、我找到的那些碎片

三年下来，我收集到的关于内慕村的东西并不多。几张旧照片，几份旧报纸的剪报，一段陈伯的录音，还有李婆婆那张发黄的照片。我甚至找到了一块当年内慕村土地庙的砖头，是一个收买佬在深水埗的旧货摊上卖给我的。砖头上刻着一个“慕”字，笔画很粗，像是用刀刻的。

我还找到了一本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九龙街道名录》，里面有一页列出了内慕村的街道：内慕街、内慕一巷、内慕二巷、内慕三巷。每条巷子都只有几十米长，但在名录里，它们和弥敦道、广东道并列在一起，仿佛它们同样重要。

我试着按照名录上的地址去找内慕村的位置。根据旧地图和老人的描述，内慕村大概在现在的石硖尾邨和南昌街之间，靠近山边的地方。我去看过，那里现在是一片公园和几栋公屋。公园里有一棵很大的榕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内慕村口的那一棵。我在树下站了很久，想象着几十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窄窄的巷子、铁皮搭的屋子、土地庙的香火、阿泉的口琴声。

然后我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因为这段记忆不属于我，它属于那些在内慕村住过的人，属于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我能做的，只是把它写下来，让它在纸上多留一会儿。